一个“深二代”决定去香港找苦吃：家里有栋楼收租但我过得不开心打5份工的27岁男房东

　　27岁的Jason，一个典型的“深二代”，决定在香港体验苦行僧式的生活，以挑战自己的成长轨迹。

　　2.Jason住在香港最便宜的劏房，过着与家庭期望相反的生活，但他坚持认为这样的生活更有意义。

　　3.由于家境优越，Jason的父母一直为他铺好路，但他在香港的生活让他认识到仅靠努力无法兑现承诺。

　　5.通过在香港的生活体验，Jason认为普通人应该追求更丰富的人生，而不是被社会标签所限制。

　　27岁的Jason住在“全香港最便宜”的劏房，随时能闻到拼床舍友枕头发霉的味道，晚上8点，他结束IT运维的正职工作，换上运动鞋准备步行送外卖。

　　“劏”字念“tang”，是中国香港特有的一种居住空间，源自粤语“劏”（意为“剖开、分割”），指将一套完整的住宅单元通过物理分隔，拆分成多个狭小的独立房间。因为极其狭窄且条件极差，又被称为“棺材房”。

　　从深圳搬来的Jason正住在香港数不清的“棺材房”中的一间，这样的现状与他的成长轨迹形成了戏剧化的对比：

　　父亲是上世纪90年代靠知识改变命运的“小镇青年”，母亲是14岁就进厂奋斗的初代“打工妹”，他们完成原始积累的方式是教科书般的时代样本，用加班费攒首付，靠地价红利建楼收租，利滚利，钱生钱。这样家庭出生的Jason是个标准的“深二代”。

　　这个家庭毫不吝啬下一代的教育——半个月两万的李阳英语培训、打到全国大学生锦标赛的击剑课程、定期海外旅行。

　　与此同时，相信“爱拼才会赢”的父母，又做了个改变Jason一生的选择：在关键节点将儿子推入“苦难教育”的试验场。

　　17岁那年，父亲以“高考户籍”为由将他送回老家的乡镇高中，却没想到这段经历重塑了他的人生认知。

　　他看到一位女同学在食堂只吃白米饭，起初是好奇，后来才明白过来，那是因为穷。因为经常帮她添菜，一来二去他们便熟识了，女生告诉他，家里供不起她上学，她的全部生活费和学费都来自在深圳务工的男朋友，那人比她大十岁，每月给她300元。

　　Jason开始怀疑读书的意义，由于周围环境和心态的巨大变化，最后只考上了深圳的二本院校。但老家最努力的那批同班同学也只能考上大专，这让他突然意识到，这些曾经一起上学的同学，和他熟悉的那群城里孩子之间的差距，好像是很难跨越的。

　　上大一时，那个女孩再次联系了Jason，她怀孕了，丈夫在工厂没办法请假，请求他帮忙来学校办理休学手续。见到她的时候，女孩挺着大肚子，在学校周边租了间破烂的小屋子独居，月租五百元。

　　毕业后，他考到了社区的工作，家里买了车，工作朝九晚六，下班打打麻将，周末和深二代朋友吃吃喝喝，生活完美符合母亲的目标：吃喝不愁地安稳度过余生。

　　但2020年这几年，他目睹了更多求生艰难的人，觉得自己不能再继续“混日子”，脑子里总是充满了各种宏大的人生命题，这让他痛苦。

　　于是他自学了前端，投了大厂的外包岗位。仅仅转为技术工，体验大厂打工人的艰辛，依然无法解答内心的苦闷。他决定离开熟悉的生活，去申请香港的MBA硕士，计划毕业后留下工作，拿到永居，攒够钱，回内地买一套小房子。

　　就读的一年制MBA课程只是留港工作的跳板，毕业后，在人均GDP6.9万美元的香港，Jason过着近乎苦行僧的生活：因为资历并不优越，他只找到了份公司IT运维的工作。

　　月薪两万港币，在香港技术工种范围内收入不算高。Jason和三个室友合租分割出来的4平米房间，每人分摊月租2000港币；每天中午晚上吃两顿三餸饭（有三个菜的盒饭），一顿30港币左右，有时也把一份饭分两次吃；工作朝九晚六，下班后有时间他就去送外卖，一单能赚30港币左右。

　　他去过工地搬砖，还去做过水手，在海上24小时做高强度体力活，觉都睡不好。他舍不得买水喝，都是从公司带回去。因为没有钱，Jason从不社交，只偶尔去公园或者教堂。

　　周围没有人理解他。每次回深圳，母亲都劝他在家里随便找一份工作，过舒服的生活。女朋友因为不理解他，两人分手了，Jason也决定不再谈恋爱——“不能耽误别人”。朋友调侃他是“少爷”体验生活，然而对他来说，过去深二代的圈子里，上进点的聊聊区块链、web3、创业，更多人是打麻将、旅游、吃饭、发朋友圈，这样的生活更加无聊。

　　他觉得呆在舒适圈只会消磨掉对生活的感知力，在香港，他通勤时观察菲佣在桥底用纸箱搭建临时party，深夜的茶餐厅白发老人还在收拾餐具。教堂里，Jason认识了从银行退休的先生，每个礼拜日都西装革履来擦长椅，这是他退休后在“无人问津”的状态下维护体面的方式。

　　这样的生活态度某种程度上也是来自父母的影响。他们从来没有因为有房子收租而想过放弃工作，在那个“爱拼就会赢”的时代里，父母是努力叙事的拥护者，尽管已经为他铺好路，这种人生态度依然传承到了他身上。

　　刚住进劏房的那段时间，他也觉得沮丧，有巨大落差感。支撑不下去时，他会想起在高中遇到的人，勉励自己不要因为拥有比普通人更好的条件而碌碌无为。

　　暂时把目标定为拿香港身份和买房，因为他觉得这是世俗公认的两个符号，普通人只有在满足最基本的物质条件之后，才有条件追求其他的出口。

　　毕业后在深圳做房东的那段时间，遇到条件不好的刚毕业的大学生，Jason会给他们减免房租，自己填上那几百元再给父母。还有带着两个孩子的单亲妈妈，因为工厂停工拖欠了一个月的房租，他自己补上了，没想到她们搬回老家之后，又凑钱还给了他。

　　Jason清醒地知道，“父母那代的“努力神话”建立在经济起飞、社会结构流通的基础上，而当今年轻人面对的是完全不同的环境，他们不是失去斗志，而是认识到仅靠努力无法兑现承诺。他觉得，“当我们把大厂、顶尖网红作为光鲜亮丽的代名词，说明普通人过的并不好，而只有当你成为精英才能得到别人的认可”。

　　这场实验有意义吗？Jason自己也存疑。“来香港的行为，对我来说算一次自我救赎。真正让我恐惧的不是物质落差，而是人生是一条被铺好现成的路，就此看到头，所以即便实验失败了，也是鲜活的失败。”